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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建斌:「这时代,什幺时候好的标準变成了坏的?」


2020-05-29

陈建斌:「这时代,什幺时候好的标準变成了坏的?」 文/竹圆(新浪娱乐)

陈建斌不声不响导了一部叫《一个勺子》的电影,在台湾第51届金马奖得到最佳男主角奖、最佳新导演奖,令众人吃惊。《一个勺子》改编自胡学文的中篇小说《奔跑的月光》,「勺子」是新疆方言,就是「傻子」的意思。整部电影讲陈建斌饰演的农民「拉条子」为了帮入狱的儿子减刑,给了号称能找到关係的大头哥(王学兵饰)五万块钱,却一直没有下文。他想要回钱,却屡屡在要钱的路上,被一个流浪的「勺子」跟上。

结果这个勺子认定了拉条子,吃住都在拉条子家,为了赶走勺子,「拉条子」和老婆「金枝子」(蒋勤勤饰)想了各种办法,但就在他们已经跟勺子熟悉,把他当家人看待之时,一拨又一拨自称是勺子家人的人,又来到拉条子家,不仅骗走了勺子,之后更发生了令拉条子无法理解的事情⋯⋯

◎关于《一个勺子》,其实是这样的⋯⋯

问:很多新闻介绍您这个片子是讲拐骗的故事,但其实我看完发现并不是,流浪汉「勺子」在电影放到一半时就已经被拐走了。后面男女主角「拉条子」和金枝子遇到的事情才是重点。

陈建斌:我其实并不是讲拐骗的故事,勺子走后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故事。原小说提供给我一个架构,让我能够说后边这部分,就是拉条子开始寻找答案,但是他没有答案。在寻找这个答案的同时,人家给他了一个别的答案。但那个答案并不能解决他这个问题,这是我想表达的东西。

陈建斌:「这时代,什幺时候好的标準变成了坏的?」

问:他找不到答案,可能因为那个答案是他不能理解和接受的,他和老婆金枝子心地很善良、愿意接纳流浪汉「勺子」,但他们被荒诞残酷的现实捉弄,成为别人眼里的「勺子」。

陈建斌:这样事情这些年难道不一直都在各种新闻里吗?一个老人倒了,你去扶他,结果反而被他讹诈,然后大家都在说,哎呀,好事不能做了。可在十几二十年前,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,你一定要去帮的,你怎幺可能不去呢。可是现在的现实是,你如果去帮他,他会给你带来麻烦,你的这种善意可能换来是不好的结果,人家就会说,你真傻啊。

贝克特在《等待果陀》里有一段话我觉得写得特别好。他说,当老虎看到它的同类受到危险的时候,它连想都不会想一下就会过去帮助牠,要不然牠马上就得转身离开,牠绝不会停留在那个地方思考我去帮牠还是走掉?只有我们现在才会这样问自己。但我们怎幺能提出这样的问题?好的标準什幺时候变成了坏的标準?

问:那您找到答案了吗?为什幺变成这样?

陈建斌:我也不知道该怎幺回答这个问题,我只想,我们现在变成这样对吗?有人遇到困难去帮不帮?当我们在问自己这个问题时,我就觉得应该考虑考虑我们现在是怎幺了?怎幺会有这样的疑问?一个电影可能回答不了,需要更多人来琢磨琢磨为什幺会变成这样。

问:所以片中讲勺子被骗走后,拉条子睡在勺子曾睡过的羊圈里,结果他做了一个梦,梦到他把自己杀了,这是他内心的纠结,他想去否定自己原本认为好的东西。

陈建斌: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勺子跟拉条子的关係,你可以理解成勺子是拉条子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,就是我们活到一定岁数后会觉得,身上有很多东西是需要克服的。你觉得是最好的东西,在别人看来是坏的、傻的。你会想把那东西改掉、扔掉,就像扔那个「勺子」似的,但你扔不掉,它总是会如影随形地跟着你,而一旦有一天你真把它扔掉了,你也就不再是你自己了,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那真是你想要的吗,也许不一定。这个关係我特别感兴趣的,就是你跟你自己内心里的某些东西在较量。

问:可能唯一欣慰的是,拉条子最终要回了他被骗的五万元,他儿子减刑的事也意外成功了。这些在原着里是没有的。为什幺这样改?好人有好报吗?

陈建斌:可以这幺去理解。其实我觉得生活中很多时候你特别盼望一件事,但这事儿就是不来,结果最后它以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到来时,你发现当你没有想像中的那幺开心。另外,「勺子」一直跟着拉条子,让拉条子不胜其烦,让他很想摆脱。拉条子又跟着李大头,成为李大头的一个「勺子」,让李大头不胜其烦、最后崩溃,以至于愿意把钱都还给他。就是一层层的关係,它是有意义的。

问:拍的时候有设想过怎样来定义这部电影吗?

陈建斌:写实主义吧,因为它直面的就是当下。我在拍这个戏的过程中,镜头中收音机或者电视机里的播放的节目,都不是事先录好的,我不让他们放预录。打开电视,里面正在播什幺,我就要用什幺。我要那个即时感,就是马上把刚刚发生的拍下来。

问:所以是不是拍得很快?

陈建斌:实拍就是20天,实际上是19天,我还给剧组放了一天假。以前我拍戏的时候就听说过好莱坞是拍一个星期要休息的,所以我拍到10天的时候也休息。而且我们是提前开拍,因为当时下雪了,我要抢雪景,非常着急,就紧急把蒋老师和王学兵都弄过来。我拍这部戏的节奏特别快,不是说我要这幺快,而是我想抓住那个即时感。不是咱们坐定了,开始研究说怎幺拍,等光等云来了,不要那种感觉。

问:拍摄中有什幺困难或者遗憾吗?

陈建斌:我遇到最困难的是我想用一种特别的偷拍方式,不是隐藏在车里或者某个地方,而是我是想在镇子里、大街上,贴近人群,但同时又是偷拍。我们在北京做了实验,让摄影师带着很小的摄影机拍,实验也没问题。但到现场,拍完拿回去给技术部门做检测就不过关,我原想所有室外的戏都用这个方式拍,但没实现,半天拍摄等于也浪费了,只能把所有的计划都调整成原来的方式。

问:是不是很多东西都可以就地取材啊?衣服、炕头、屋子等。

陈建斌:我们先期採景时就留下了一支小分队,在当地拍照,拍街头各种流浪汉、农民、牧羊人的照片。每个人物我当时定下的标準是100张,然后从中间选出10张来贴在墙上,再选择说我们这个人物应该穿什幺样的衣服,确定之后,就到现场让美工把那个人的那套衣服花钱买下来。买下来之后当然要消毒了,但消完毒之后还是消不了一种气味。我当时穿的那套衣服真的是有一种奇怪的气味,但我穿了几天也适应了。所以我觉得人是环境的产物。因为我是24小时都穿那个衣服,工作的时候穿,回我屋也穿。我的衣服没有变过,就一套衣服。

陈建斌:「这时代,什幺时候好的标準变成了坏的?」

问:拉条子的家和羊圈也租当地人家的?拍在羊圈里的戏,羊很捣乱吗?

陈建斌:那个城里大概还有四五十户人家,我们从中间选了一家。羊圈原来是露天的,因为人要住进去,我们给它加了一个顶。在羊圈拍戏,羊不会很捣乱,只是有些时候它动起来会扬起特别大的尘土。我们有场戏,全都是羊。拍完之后,要拍下一场戏,所有羊都出来了,有一只羊不出来。怎幺回事?进去一看是只母羊,它在我们拍上一场戏时生下了一只小羊。然后我们后边那场戏,我和金枝子坐在那说话,不是有只母羊在舔小羊吗?那小羊就是刚生下来的,不是我安排的

◎亲戚朋友与同学,超水準的素人演员

问:谈谈演员阵容吧?

陈建斌:这个片子的演员构成是这样的,一是亲戚,二是同学,三是朋友,四是剧组的人,五就是我们当地的群众,就是这五种方式。

问:怎幺便宜怎幺来?

陈建斌:真的不是从这方面考虑的。演村长和警察的都是我新疆朋友,没有演过戏,我在脑子里替他们演了一下,觉得应该没问题。事实果然跟我想的一样,他们完成得非常出色。还有就是剧组工作人员,比如副导演就演戴头盔的自称勺子家人的人。还有照相馆老板,我们去拍时,我不是特别满意之前找的人,但我在现场看到一个傻头傻脑的人在那晃,我说你是干嘛的?他说我就是这个老板。他其实是老板的儿子。我说那你来演这个角色吧,他说好吧,然后就拍了。他演得非常好,因为他不需要演,他就是。我觉得这个就符合我的理念,就是你不要演,你就是,你就演你自己就行了。

问:那个村长演得特别好,一边吃那骨头一边训你,那段太逗了。

陈建斌:一开始的时候他有点紧张,太「表演」了,我跟他非常熟,我就把他叫出来说你就像平常跟我说话那样,不用考虑演戏的事儿。拍过几次之后,他就好了。

陈建斌:「这时代,什幺时候好的标準变成了坏的?」

问:您和蒋勤勤在片中的名字非常有趣,拉条子、金枝子,为什幺起这样的名字?

陈建斌:拉条子就是「麵条」的意思。首先因为我喜欢吃拉条子。另外,以前我在新疆的时候,我就听过有人用这个当绰号。当时印象太深了。「金枝子」也是,小时候我外婆村里邻居家有一个姐姐叫银枝子。在新疆普通话叫「印枝子」,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这是什幺意思,直到我长大了,回想起来,我觉得一定是银枝子,金枝玉叶嘛,可能她有一个姐姐叫金枝子。所以就给这个角色叫金枝子了。

问:王学兵饰演的大头哥,秃头造型令人印象非常深刻,是怎幺想到的?

陈建斌:因为他还是偶像出身嘛,只要他留着头髮,你总觉得不像这个地方的人。后来好像是他自己说要不剃头试试?我说那就剃吧。但我看真剃的时候,他面色凝重地看着镜子,当时很担心他会不会反悔,赶紧剃,让他没有时间反悔。

哗哗剃完之后,他就完全不是他原来的样子了,所以很多人在看电影头几场他的戏时,都认不出他来,以为是别人。

问:您跟王学兵在片子里的对话很有意思,是根据剧本来,还是有现场发挥?

陈建斌:我们十几岁就认识了,又都是新疆人,说方言没有任何障碍,这是第一。第二,说这个话把他和我同时拽回了我们原来的身份,就是我们一下回到了那个真实的自己,就是新疆人的那个自己。三是我们俩用这种方式交流的时候,会冒出很多我们以前小时候听过的有意思段子和词。其实对我和他来说都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表演的过程。这次合作也是我们大学毕业以后的第一次合作,这都多少年了,1994年毕业到2014年,整整20年了。上大学时我经常跟他一块交作业。20年之后跟他再合作,默契依然在,他也没有什幺太大的变化。

问:金马奖提名一公布,大家都吃惊,很多人都不知道您导了一部电影。您报名时有想到它成绩这幺好吗?

陈建斌:我没想到,这我怎幺可能想到。我当时在釜山呢,参加电影节呢。

问:我听说您就是在金门拍《军中乐园》时写下《一个勺子》的剧本?

陈建斌:我是在《军中乐园》剧组里写完了第一稿,但并不是从那开始的。《军中乐园》我一共拍了四五十天,我不可能那幺短时间写完。我在重庆拍一个电视剧时看到了这个小说,买下来。在《军中乐园》之前,我在北京拍了一个电影《洋妞到我家》,那时候开始写剧本。一直写到我去拍《军中乐园》,在金门把第一稿写完。在剧组写东西对我来说特别合适。做演员有很多时间都在等待,在房间等、在现场房车上等,等待时也没别的事情可干,就在那改剧本。

◎首度当导演,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做一次「戏霸」

陈建斌:「这时代,什幺时候好的标準变成了坏的?」

问:《一个勺子》是您的导演处女作,在现场又导又演,怎幺兼顾?

陈建斌:以前我拍戏的状态就是这样,总是演完戏,跟导演商量剧情,商量怎幺去导下一个镜头,镜头该怎幺拍,看倒带,跟导演一块研究这个镜头能不能过,哪里有问题。我以前就是这幺做的,但当时我的身份是演员,在很多人看起来就越权,超过演员的本份,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,很多人为此都对我有很多意见,但那就是我拍戏的方式。这次只是名正言顺了,我是导演,我就要这幺做。所以没有任何的不适应,一直我都是这样。

问:您说过很早就想做导演,到现在才做是为什幺?

陈建斌:电影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,我不认为你随便拿起机器拍个东西就叫电影。我以前写过的东西,自己也不认可,离自己的标準还差很远,所以我不能拍。并不是说我没有机会,我很早以前就有机会可以导戏,只是我觉得没意义,我不用为了证明我会导戏而去拍一部电影。

问:现在做导演是不是也比以前容易些?

陈建斌:不管从哪方面说,现在都是创作者最好的时代,不缺资金、不缺技术。电脑时代也让拍电影的门槛降低了很多,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拍你想拍的故事。以前用胶卷,新导演都会有特别大压力,拍一条就是一条的钱。十年前我第一个剧本拍电影时,还是胶卷,那电影不是我导的,是我写的。拍时大家都紧张极了,一场戏反覆排练,就怕出点错胶卷不够用。大家提心吊胆,怎幺可能把戏拍好。现在不用担心,可以一遍遍拍到你最想要的。

(新浪娱乐于台北採访。本文转载自合作伙伴新浪娱乐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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